2022年8月，南通籍艺术大家袁运生先生回乡参观南通美术馆，已85岁高龄的他在大家的陪同下仔细了解着家乡美术馆建设的前前后后，兴致勃勃地观看着展览，一直到走不动还是让人推着轮椅继续欣赏。袁运生对家乡的新馆赞不绝口，家乡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专业美术馆，于是欣然答应在此举办个人作品展。

南通美术馆 袁运生艺术展开幕现场

2023年4月8日，"回到南通一一袁运生艺术展"隆重开幕！作为南通美术馆倾力策划的通籍名家回乡系列展的首展，以及“中国美术南通现象”课题的个案研究展，是袁运生先生艺术回乡、荣归故里的盛典，让广大公众认识袁运生先生从南通走向世界的艺术人生和杰出创造。此次展览由五大模块组成，展出作品多达655件，规模大、数量多、类型广，是袁运生艺术生涯最大规模的回顾展，全面展示了袁运生独特的人格魅力和传奇的艺术人生。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在展览开幕时说，袁运生的历程是坚守理想、讴歌生命、倾注心血、教书育人的历程。

袁先生的学术视野非常宽广，文化学养十分深厚，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年代里，他是思想解放、勇于探索的先驱，以《生命的赞歌》为代表的作品一问世便令画坛为之一振。他积极弘扬中国传统艺术的美学价值，提出复兴中国艺术之魂的主张，他在晚年主持中国古代雕塑复制工程，遍访各地艺术遗产进行复制，形成中国艺术造型体系研究的成果，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为从艺术上探寻中华文明之源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中央美院油画系第四工作室的教学中提出“艺术教育要走中国之路”，主张基础教育要回到以本土文化为根基的审美上来，要将中国的优秀造型艺术融入教育教学;为推动美术教育事业立足中国大地改革发展贡献了长期的心力。

纵观袁运生的艺术轨迹：在南通的早期学习，打下了深厚的绘画基础；毕业创作和机场壁画饱受赞誉与非议，改变人生走向；应邀赴美，在西方语境里不懈探究与突破；归国后，将中国传统造型引入基础教学——他的实践见证了中国美术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是极其难得且复杂的个案。据策展人陈履生介绍，本次南通美术馆的大展分为五个版块研究和展示袁运生的传奇艺术人生。

天才少年的形成

作为对中国现代美术史产生重要影响的跨时代艺术家，袁运生的艺术道路可谓波澜壮阔，他的艺术人生也引发了对近现代美术史中一种特别现象的思考，这就是“南通现象”。“天才少年的形成”板块，研究和展示袁运生在南通的早期学习经历，以及对他后期绘画创作的影响。展出袁运生先生读大学之前的各类素描和速写作品，共计170余件；

1937年，袁运生出生在江苏南通的一个传统大家庭。1943年，入读南通城北小学，开始习字作画。当时的南通是江左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古今都出了很多名人，这得益于张謇当年在南通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我们通过袁家一门两位（袁运甫、袁运生）的经历，可以看出南通的基层美术教育对于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贡献。

对袁运生来说，与画画是天生的缘分。据袁先生回忆，他在八九岁时便开始了绘画，“当时在我家有一个小石桌，石桌表面很光滑。一有时间，我就用毛笔蘸着水在石桌上画画，这样既不浪费纸，又可以自由地进行创作，可以写字也可以画画。这是技术训练的过程，也是学习抒发的过程，对我的创作很有帮助，一直到上中学前，这个小方桌都是我的‘画布’。”

1951年，袁运生被南通市美术家协会破格吸纳为会员，开始在各种随手可得的纸张上作画。他对绘画有着一种特别的感觉，绘画也成为他记录生活的最佳方式。这时期，袁运生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周边的亲朋好友，或街道上的场景、人群、动物、船舶等，略微上色，便有几分精气。其中的《大姑告状》虽然画面不大，却是极其精彩。《大姑告状》上有2016年袁运生用铅笔在这一批素描上所写的回忆。他这时的作品谈不上风格，却显露出少年难得的才华。策展人陈履生认为，也就是这些并不容易引起注意的早期素描，对袁运生后来的影响至关重要。

《家门外护城河一景》，29.7×56.5cm，1950年初

袁运生在南通的早期学习阶段是其艺术人生中过的第一座桥，这座桥非常重要。过桥之后的他一路披荆斩棘，奋勇向前，不屈不挠。这些素描所透露出来的神采，正源于上世纪50年代左右南通基层美术教育的影响，也是近现代美术史中一种特别的现象——南通现象。

《水乡的记忆》作品史研究

《水乡的记忆》是袁运生的本科毕业创作，作于1962年，是他的第一张壁画稿，可以说是他艺术的起点，让人们看到了他的艺术才能，但同时，这幅作品也将他置于时代的舆论漩涡中，作品本身也经历了一路坎坷。这个板块中展出了袁运生先生本科毕业时期创作的《水乡的记忆》原件及相关手稿，共计160余件；

袁运生，《水乡的记忆》，243×245cm，1962年，此次展出为原件。

《水乡的记忆》油画小稿  23×29cm 1962年 布面油彩

1955年，袁运生报考中央美院，以第一名考取油画系离开南通，进入董希文工作室，他说这是自己一生的荣幸，“董先生对我的期待很大，我一直不敢懈怠”。

袁运生的创作并不注重画法。当时美院里都用同样材料创作，好的作品会在走廊陈列展示，其他同学作品基本是青一色，唯有袁运生的与众不同，“当时他很崇尚苏联画法，因此作品画得很浓厚。”

但袁运生并未浅尝辄止，他想在毕业创作中把家乡独有的风物特色，以及他对东西方艺术结合的理解表达出来。1962年春天，他去苏州东洛、甪直、睢亭、斜塘、胜浦等古镇采风，他借助壁画的形式，以风俗化的表现展现出了水乡中的丰富内容，他的这种写意的风格、浪漫的情调，基本上还原了在水乡的所见。

作品发出后，指责与批评铺天盖地而来，作品经历了它的悲惨命运。著名美术设计家、作家、张仃的儿子张朗朗还记得，当时在美院乒乓球室批判的作品便是《水乡的回忆》，出于哥们情和对这幅画的惋惜，张朗朗带着手套，趁全员大会时，将这件作品搬回了家。“那画特别大，铺在地下，站在沙发背上才能看。“随着大家对这件作品的好奇，都来张朗朗家看画，渐渐地这件事成为了公开的秘密，最终没办法还是将画作还了回去。最后画作不知去向，直到2020年，经过长达三年的修复，破损不堪的作品重新焕发了往日的光彩，这件消失多年的作品满载着时代的沧桑再次回归大众视野。

但袁运生却坚持艺术中的真诚，只做认为对的事，“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水乡的记忆》创作素材之107 12.1×19.9cm 1962 纸本墨笔

这是一个时代的局限性。用靳尚谊先生的话说——他的坎坷，因为他的艺术稍微有点超前，和这个社会原来的不够一致。所以，人们对他不够理解；所以，才产生争议。

时代的境遇以及自我的应对，考验了这个时代的画家，也成就了这个时代的画家。袁运生的艺术总是不拘泥于一种形式，而又有着不断否定、不断开拓的顽强生命力，这也许正是那个时代赋予他的一份独特品格与宝贵财富。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诞生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是1979年袁运生为首都机场创作的一幅壁画，壁画以场面宏大的西双版纳为背景，通过人体艺术和人体模特儿等内容来礼赞生命，引发了巨大的社会轰动，壁画《泼水节》被推到了时代的浪潮尖上，而袁运生也被潮水推到了潮头。这个板块展出了《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等比例复制品和当时的各类创作手稿，其中包含前期创作的云南写生风景速写和人物白描作品，共计120余件；

《泼水节——生命的诞生》 1979年

1978年，云南要出版一套西双版纳泼水节的美术作品，袁运生从长春工人文化宫被借调上来，一个人去了云南。历经数十个小时后抵达昆明，丁绍光、刘绍惠、姚钟华、孙景波看到他后吓了一大跳，袁运生定做了尺寸各异的一百多个油画框，把四个同学的自行车筐都装满了。

然而正是这一次采风，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袁运生在长春文化宫画画

袁运生前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景洪、临沧等地写生。他在那些傣族人的生活中，仿佛看见了中国传统白描的神韵。边缘地区的风土人情，季风雨林里茂密的植被，让袁运生眼中的透视变得多样。民族特色的服饰，能歌善舞的民风，在充满韵律的舞蹈和节日中，对生命的歌颂，也召唤着袁运生使用新的表达手法。

于是，袁运生打破苏派素描的契机，运用早已在美术界消失几十年之久的白描手法，在八个月的时间中，描绘了大量当地傣族人的风情生活，合并出版了《云南白描写生集》。

他的白描，继承了中国线描的精神，却从传统的程序中解放出来，既是中国又现代。

当时《云南白描写生集》首印3万册，如清新的春风一般，风靡一时，满足了许多美术从业者对于固化的苏派素描的厌倦，对传统文化已久的渴望，成为国内素描教学的典范，也重启了人们对于更多表达手法的渴望。

云南的这段时期，奠定了袁运生终其一生的艺术风格、创作思想和对文化身份的追求。而这次云南白描系列也为之后艺术的伟大变革，埋下伏笔。

从云南回来后的第二年（1979年），袁运生受张仃邀请参与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创作，绘制了《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机场大壁画。在一幅27米长，3.4米宽的巨大墙体上，描绘出一幅歌颂傣家人的精神和情操的场景。接到这个任务时，袁运生想到的唯一题材便是泼水节。对他来说，“对人体美的赞赏，在我看来，正是对自由的歌颂。”

《泼水节——生命的诞生》局部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色彩稿第一稿局部 1978年 

这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因为借助民族风情的诸多方面展现了不同于主流的那些重大题材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因为时代政治主题的局限，民族风情的表现让人们看到了美，看到了形式美在这个时期中所显现出来的特有吸引力，所带来的便是人们争论得面红耳赤。当代艺术史上也许没有一件作品像它这样，引发海啸般的讨论。

袁运生在历史上、在大众中的影响力都是巨大的。这改变了他的人生，也让他对自己的个性和创作道路更加坚定。从《水乡的记忆》到《泼水节》，袁运生走向了一条能够代表中国油画发展的道路，并通过作品表现出了他的艺术所特有的文化魅力，也让人们看到了他的艺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为。

八十年代以来的作品风格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艺术思潮涌进了封闭长久的中国，很多年轻人，尤其是文艺界，在接受新的艺术方面形成了一个个新群体。1982年初，袁运生去了美国。这个板块展出了袁运生先生赴美游学以及回国以后各种风格的艺术作品，共计80余件；

袁运生在美国  1985年

袁运生在纽约  1985年

众所周知，当年出走到美国的一批艺术家们都经历过文化震撼，他们迷失在西方文化中，经历了内心巨大的挣扎、错位、茫然。而袁运生从年轻时就进入了20世纪现代主义的美学，出去的巨大错位，让他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唤起对自己民族五千年文明的记忆。

在美国的14年中，袁运生得以有机会全面地观察西方和中国艺术的不同点和共同点。

他所关注的问题，除了对西方国家的过去、现在做一番透彻的了解之外，便是去思考中国的文化艺术在世界历史维度中是什么地位。比如参观博物馆的展览，都在潜意识里将范宽、陈老莲、黄宾虹等中国艺术大家的作品放置在一起做比较。不论是看到达·芬奇、毕加索还是安迪·沃霍尔的作品，他从来都没有为自己的民族文化感到羞涩。相反，想到这种文化的巨大差异，让袁运生感到安心和振奋。

袁运生在哈佛大学  1994年

刚去美国时，袁运生被安排见了很多美国艺术家，包括威廉·德·库宁，他拿着当时在云南采风时的白描给德·库宁看后，这位荷兰裔美国画家立马说：“我想画画了。”他们便来到德·库宁的画室，创作结束后，他把一支最大号的油画笔送给了袁运生。

袁运生后来回忆道，“从这一次交流可以感受到艺术是可以跨越语言障碍，获得共鸣的。而中国传统的白描艺术，也完全可以被现代艺术家所理解和接受。凡是真正优秀的人，反而没那么多架子。完全没有歧视其他民族的文化、自大狂的感觉，心怀坦荡，他作为美国最了不起的画家很令我感动。”

随后他以更开放的心态接受了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方式，用一种有效的转换方式把内心更深层次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眷恋用在了现当代绘画上，同时又向观者传达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意义。并从未放弃过宣纸、墨、毛笔，并且增加了蜡、油和各种新材料，木板，麻纸、铜版纸等材料。

在美国期间，袁运生受到了中国传统绘画思想中，石涛的“一画论”影响，绘画追求笔笔相生。在宣纸上起笔之后，根据前一笔的形态决定后一笔的位置，凭着即兴的感受作画，从不准备草稿。袁运生用墨、蜡、色粉、油等材料，完成了大量带有抽象性质的绘画，也是在这种不断的深入研究和探索中，袁运生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性。

他没有因为到了美国而忘记自己的魂在中国，相反，正因为到了美国而更强化了自己的文化立场，并由此在对比中思考自己的艺术发展方向。1983年，袁运生作为美国波士顿塔夫茨大学的访问艺术家，应邀为该校聂尔斯·维塞尔图书馆创作了壁画《红＋蓝＋黄＝白？——关于两个中国神话故事》，他的这一选题，表明他没有忘记自己的魂。

《测不准的距离》，180×192cm，1991年

在美国的学习交流经历促使袁运生在中西方文化、现代和传统艺术中不断思考、探索，初心使然，他更加坚定了艺术发展要走中国自己的路。后来，靳尚谊院长请他回国教书，改变中国的美术教育体系，他便怀揣着对艺术的坚定和初心回归到他的“魂”的所在地。

中国传统造型研究

中国传统造型研究板块展出了袁运生先生为改变中国近百年来以西方雕刻为唯一范本的不合理教学结构所作出的努力，共展出作品100余件。

南通美术馆 袁运生艺术展现场

在美国已生活14年，一个时机，让袁运生有机会随中央美院的人去到纽约藏家家中，并对其收藏的中国传统书画头头是道讲解。这让是同行之人感慨之余，也发出中央美院即将组建画室，邀其担任教师的邀请。袁运生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答应了，因为“我想回来”。

1992年回到中央美院任教的袁运生，发现中国的现代主义艺术教育比较弱，于是他从中国的传统雕塑艺术出发，带学生下乡考察、看石窟，让中国的艺术经典变成教材走向课堂，并提出基础教材的改革问题，他认为，要把中国最经典优秀的造型艺术作为巨大的资源库纳入到教育体系中，而不是仅仅待在博物馆里。

经过比较、遴选，袁运生选取中国古代青铜器、雕刻、书法、绘画中的经典作品作为基础教学的教材。在他看来，青铜器解决的是对观念性艺术的理解与造型基础，雕刻解决的是对立体具象造型的认识和学习，书法解决的是对抽象性这一概念的认识理解，中国古代绘画解决的是平面造型的观念、语言和表现的问题，这四个方面合起来是完全可以建构起一个中国自己的造型体系的，并且都可以作为一流的教材。如果中国的艺术教育里面没有中国自己的造型经典做教材，那么所谓的传承和发展只是一句空话。

茂陵石狮速写2  64×99cm  纸本水墨  1981

20年间，他们收集了两万多件石雕和泥塑的照片，几百盘录像带和大量录音资料，涵盖石雕、木雕、泥塑、青铜器和壁画等不同媒介和工艺，时间跨度从商周到近代，并完成了山西南涅水石刻博物馆石雕复制、山东诸城博物馆石雕复制，首都博物馆青铜器复制，中国社会科学院青铜器复制，三星堆博物馆青铜器复制，山西蒲津渡遗址博物馆雕塑复制，共计近300件。

这既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文化艺术在教育中的变革，也是促使新一代人对中国民族文化思想猛醒的标志。

原南通大学副校长沈启鹏与袁运生相交四十余年，他曾说，袁运生之所以成为当今画坛一位具有影响力的杰出画家，一是出生在一个家学渊源的书香门弟，生长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先驱张謇缔造的具有良好城市文化底蕴的“中国近代第一城”；二是得著名的中国油画民族化先锋董希文教授的悉心栽培教导，打下了扎实的绘画和理论根基。；三是得益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古代石刻与壁画独到的体悟，得益于对西方文化的长期考察研究比较与吸收，得益于他长期以来立足本民族文化立场，以我为主，融会贯通，立志开创有别于西方的新的审美教学体系的坚定信心。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刘巨德在南通美术馆现场观展时也说，“袁运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从自身的艺术实践，创作出了中国文化根基生长出来的艺术品，加强了中国文化的自信，而这些都需要艺术家长期的积累与实践。在美国生活的经历，他吸纳了西方的现代艺术观念与形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共生，从形而上层面打通了中西方艺术，是中国美术界非常可贵的学术型艺术家，对现代青年艺术家们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和榜样，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袁运生的艺术历程是坚守理想、讴歌生命的历程。他的作品类型很多，样式也很多，但贯穿他几十年创作的主线是以大爱之心讴歌生命、赞美生命。他笔下的古代神话故事、历史传奇中的英雄人物，以及现实中的民族风情和众生之像，都是对生命和人生的思考，表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他在艺术上进行多样探索，素描、白描、油画、壁画、水墨、彩墨，都体现出守正创新的精神，用丰富的艺术语言构筑起跌宕起伏的生命赞歌和命运交响曲。

南通美术馆近两年引进了一批高层次、高质量展览，“回到南通——袁运生艺术展”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展览的成功落地也正式拉开了通籍名家回乡办展的序幕。南通美术馆经过两年多的运营，越来越多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人愿意走进美术馆，愿意在艺术的世界中让自己变得更“柔软”，愿意在与艺术的交流对话中找到自我、改变自我、提升自我。此次通过南通美术馆这个平台，借助袁运生艺术展开幕活动，让优秀文化惠及更多民众，让优秀文化之风在通城越吹越盛。用一幅幅优秀的作品、一场场精彩的展览赋能南通文化高质量发展，文化惠民、成风化人、润物无声，这也是南通美术馆发展的初心和目标。

（本文部分图文由南通美术馆提供）

文中早期图片资料由王瑞、张学东拍摄提供